近年来，在上海的不少居民小区内，出现了诸如“大熊猫”、“绿房子”之类的废旧衣物回收箱，不少市民都会将自己不再需要的二手衣物放进回收箱，这些回收箱往往还打着“公益”或“实事项目”的旗号。在采访中，大部分市民表示，“把自己不需要的衣物拿出来扔到回收箱里是市垃圾分类的一种方式，这些衣服扔到里面也比较放心，不会被其他人胡乱利用。”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些箱体已经被走街串巷收垃圾的小贩承包，导致旧衣物直接流向二手市场或焚烧炉，不仅疾病、污染，还跟的垃圾分类背道而驰。
澎湃新闻（）记者经过连日暗访，发现废旧衣物回收箱存在诸多问题：一个连厂房都没有的公司如何成为废旧衣物回收公司？为何有些小区同时放着两个不同公司的回收箱？有些箱子印着“市项目”字样，遭到相关部门否认
1月27日，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专门撰写并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理顺旧衣回收箱管理体制，通过明确监管职责和运用社会力量加强监管的》的提案，通过完善立法来明确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并对旧衣回收箱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调研，对现有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调整。
“看到这则调查报道后，我感到非常。”安翊青说，从出发点来说，在小区内设置旧衣物免费回收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一方面有助于实现生活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养市民的慈善意识。但目前，上海部分旧衣回收箱项目并没有按照预期目的在运行，回收的旧衣物也未能得到妥善处置，反而成为污染城市、影响市民健康的隐患。
在安翊青看来，形成这一局面，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本市相关部门对于旧衣回收箱的管理职责不清，导致旧衣回收箱项目的监管存在空白。”她说，部门必须要对各个小区的众多旧衣回收箱进行监管，的监管能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本市在旧衣回收箱项目上缺乏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旧衣回收公司很难依靠正常经营维持运转，也就为旧衣回收公司进行“转租”等行为埋下了隐患。
任弼时子女
为此，安翊青，对于目前已经存在的“转租”等行为，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应当会同市商务委共同进行查处，并避免旧衣外流对上海和市民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为了进一步明确旧衣回收箱的管理职题，上海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对旧衣回收箱项目的行政监管。
她还，由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牵头，对旧衣回收箱项目进行进一步的调研，对现有利益分配机制进行调整。“如果要保持旧衣回收箱项目的公益性，可以选择让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机构承担该等项目的运作，并通过财政、社会捐助等方式筹集项目运营资金；如果要通过市场化方式运作，则需要让旧衣回收公司能够从中获得必要的合理利润，才能让公司真正把这项工作当成一份事业去用心经营。”安翊青说。
安翊青说，还可考虑用“互联网+”的思，创新一些切实可行的监管模式。比如，对小区内设立的回收箱，通过技术手段实际回收衣物数量，与有关回收处理机构的实际处理数据对比，并将对比情况向实际捐赠衣物的居民公开。
1月27日，从事废旧衣物回收的上海缘源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先生致电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对于废旧衣物回收的公益性大多市民恐存在。
据杨先生介绍，规范的公司在回收废旧衣物后，会进行分类处理和消毒，部分符合标准的会捐赠给民政部门或慈善机构，但这部分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废旧衣物回收公司不是慈善机构，而是营利性的企业，这些企业需承担箱体、厂房、人工费用等成本。
上海每年产生的废旧衣物多达10万到13万吨。其中一部分较新的可以出口到符合出口要求的国家，剩下的旧衣物则资源化利用，这两部分均有利可图，这正是废旧衣物回收公司的盈利点。
杨先生还表示，很多市民认为投到回收箱内衣物就是捐赠出去做慈善的，但实际情况是，用于慈善的衣物标准很严格，一般来说要九成新，只占回收衣物的3%左右，所以，投进回收箱的大部分衣物都是被资源化利用了，即成为原料进行再加工。
2010年9月25日，上海市出台了《关于十五个部门联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促进源头减量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62号）文件，当年12月15日就废旧衣物回收利用开始在居民住宅小区进行试点；2011年5月15日起推进至全市的试点工作；2012年2月27日，上海市召开实施2012-2014年和建设三年环保行动计划，为了解决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对的压力，上海市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收集”建设项目和“废旧衣物回收利用”循环经济和生产建设项目同时列入第五轮三年环保行动计划。“废旧服装回收利用”首次被列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专项建设项目计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