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网－道：京东方面曾对本报记者回复称：“这一事情与京东无关，承兴涉嫌伪造与京东等公司的合同进行诈骗，对于这种行为，我们非常，京东已经配合公司进行了报案。”
博信股份（600083.SH）实控人罗静被刑拘后，已经在资本市场、第三方理财圈、电商金融供应链等多个行业和领域掀起了多轮风暴。歌斐资产踩雷后，牵出京东，对京东提出诉讼，京东方面曾正面回击：“承兴与京东未结账款的确认函，经核实均为伪造。”
但在8月20日，事件再度发生反转，根据财新网报道，近期京东3C事业部前员工许某某被，涉嫌合同诈骗，与今年7月发酵的“罗静案”有关。
对于相关情况，京东方面在8月21日回复记者称：“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此前在警方调证过程中出具了21份未结账款的确认函，经核实均为伪造。”
根据《财经》的消息，此次被的对象是京东3C事业部采购部门主管、采购经理。他在“罗静案”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从2016年开始便作为京东对外代表对接承兴及多家机构。
根据博信股份7月5日发布的公告，罗静于6月20日被警方，原因不明。公开资料显示，罗静是承兴国际集团创始人，广州承兴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拥有主板上市公司承兴国际、A股上市公司博信股份和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Camsing Healthcare。
7月8日，诺亚财富的一纸公告捅开了旗下私募基金歌斐资产34亿元的私募产品“创世核心企业集定私募投资基金”踩雷“罗静案”的危机。随后，诺亚财富创始人汪静波又用一封内部信，将肇事方以及肇事产品中与京东的关系。上述私募投资基金的融资方正是广东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承兴”）。该基金期限13个月，预期收益7.7%，用以购买广东承兴对京东的应收账款。
事发后，京东方面曾对本报记者回复称：“这一事情与京东无关，承兴涉嫌伪造与京东等公司的合同进行诈骗，对于这种行为，我们非常，京东已经配合公司进行了报案。”
但记者发现，广东承兴官网上显示，承兴国际集团创立于1996年，在中国广州、、、上海、苏州、深圳以及新加坡、美国等地皆设有分公司。而承兴国际的官网在页面末端友情链接了广东承兴、博信股份的官网。
对于京东方面的，诺亚财富方面很快就回应称，承兴国际相关方为京东供应商，双方存在大量长期交易，上海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歌斐”）已经就这个供应链融资对承兴和京东提起司法诉讼，正在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并尊重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结果。
博信股份7月15日晚间公告，因歌斐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罗静提起诉讼，罗静直接持有的博信股份125万股被上海金融法院予以司法冻结，同时博信股份控股股东苏州晟隽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被轮候冻结。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信息显示，广东承兴共有73笔应收账款质押和转让的登记记录。其中，质权人为歌斐的共有58笔，多项登记记录中明确提及京东贸易。在2017年10月24日登记，广东承兴将其持有对京东贸易的应收账款约2.18亿元转让给了歌斐，登记到期日是2019年10月23日，并且可以看到京东贸易的应收账款转让确认函回执。
“相关情况我们并不掌握，无法判断其真实与否。鉴于承兴事件已经进入到司法调查阶段，以司法机关公布的信息为准。”京东方面对记者回应称，“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就是，此前在警方调证过程中出具了21份未结账款的确认函，经核实均为伪造。”
8月21日，本报记者来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的广东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389号2201自编A5房，而该地址实际为广东壬丰投资集团，前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广东承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在这里登记注册的，但不在这里办公，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办公。”该人员还表示：“这栋楼属于广东壬丰投资集团，我们会借地址给一些公司注册。”
与此同时，博信股份的2018年业绩也突然变脸，归属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由2017年的841.8万元降至2018年的-5244.7万元，合并报表后的资产负债率由2017年的39.4%激增至2018年的97.7%，流动比率由2017年的2.51骤降至2018年的0.98。
记者了解到，从2017年起，博信股份开始向销售智能产品的业务方向转型。2018年1〜9月，博信股份代理销售智能终端产品项目的毛利率为2.91%，TOPPERS智能硬件产品的毛利率为22.53%。在去年iPhone销量不佳的背景下，这无异于加大了下游经销商的压力。
与博信股份有业务往来的天津市天顺久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顺久恒”）的法人代表李爱亮这样告诉记者，天顺久恒主要帮助博信股份消化iPhone、iPad以及自主产品TOPPERS系列。李爱亮表示，其线家下游渠道。
天顺久恒之所以和博信股份做生意，其中的一大原因在于其上市公司的身份，天顺久恒作为发展中的企业，希望能够乘着上市公司的“东风”继续成长。
提到上市公司，采访现场另一名与天顺久恒相关的人士情绪有些激动。在当时，他们认为上市公司就是某种身份的象征。另一大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博信股份方面口头答应给予一定比例的“返利”。李爱亮告诉记者，“返利”是一种行业惯例，如中国移动贩售手机给经销商就会给予一定的返利，而经销商们实际上也是挣返利的钱。
李爱亮给记者翻看了厚厚一沓天顺久恒与博信股份在去年签下的采购合同复印件，记者随机翻到一页是2018年4月8日天顺久恒以单价9070元采购2400台iPhone X 265G。通过比价软件，记者注意到，2018年4月8日，同一手机在国美仅卖8788元，在亚马逊中国卖9138元。李爱亮表示，如果从国代采购，价格在8500~8800元左右。
“赔钱他们也要做，在他们看来这样赔的都是小钱。”李爱亮说道。李爱亮一开始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后来才理解到，博信股份作为上市公司是需要亮眼的业绩来从股市上赚取更多的钱，从股市上获得几十亿元的收益，那么赔钱也算小钱了。
按照行规，返利都需要写在合同中。据李爱亮透露，博信股份方面称上市公司不好操作，因此就没有其在合同上写返利问题。第一次合作顺利进行，这也让天顺久恒更加信任博信股份。
李爱亮还透露，罗静曾告诉他，返利已经发给博信股份CEO吕志虎，但吕志虎对他表示：“炒股失败，没钱了。”
“罗静案”持续数月的发酵，再一次折射出当下互联网公司的管理问题。近十几年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不少互联网公司成长为拥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的大公司，近年来互联网企业也已经成为反重点。特别是巨大利益面前，如何对寻租空间进行管理，成为当前公司内部控制和管理的一点。
包括百度、腾讯、京东、美团、360等在内的多家大型互联网公司，都逐渐将目光放到了企业内部反腐上，有些建立起内部审查部门，有些聘请专业人士主持相关反腐工作，并多次掀起内部反腐风暴。
京东在反腐上也是屡下重拳。2016年10月，京东反公告公布了10名涉案员工；2017年5月，京东反公告公布了6名涉案员工，其中多名涉案员工被机关刑事；2018年，京东反公告公布了16起典型案例，其中3名员工因接受贿赂，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机关刑事，1名员工因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商品，被予以辞退处理，同时该员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机关刑事。
2016年12月14日，京东出台《京东集团举报人和励制度》并设立每年高达1000万元的反腐励专项基金；同时还上线了反腐网站“廉洁京东”，连同“廉洁京东”微信号一起面向所有社会。京东还制定了《京东集团反条例》，员工入职首先要签署反承诺书。2017年3月发布《京东集团廉洁励试行办法》，对有出色表现的员工进行励，以期进一步完善京东反腐体系。2017年8月30日，京东还联合腾讯、百度、沃尔推背图原文玛中国、美团点评、唯品会、360、新浪微博等37家知名企业组成的阳光诚信联盟举办了第一届反峰会，推动全行业携手合作，共同营造诚信、阳光的商业。
不过，有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寻租空间。“互联网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样，存在寻租空间，导致大量存在。”互联网分析师唐欣对本报记者表示，寻租空间是指以权换钱，比如很多职位涉及商家管理，导致其面向企业之外，这就给予了权钱交易的空间。“此外，近两年众多互联网公司已经发展到了利益分配阶段，但大多数公司由于管理基础薄弱，没有反腐方面的经验等，造成了事件频发。”
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则直言：“管理模式往往跟业务模式有关，互联网行业新模式层出不穷，管理制度方面可能难以及时完善、及时适应新的业务模式，管理漏洞可能就会被内部个别员工包括高管所利用，用于牟取非法利益。”